“金融自由化”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在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的。
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finacial deepening），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就是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
金融自由化也称“金融深化”，是“金融抑制”的对称。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业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构准入自由、资本自由流动——都有引发金融脆弱性的可能。
发展进程
两次理论革命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理论经历了两次划时代的革命。第一次理论革命是指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如罗纳德·I·麦金农(1973)、爱德华·S·肖(1973)、约翰·G·格利(1960)、雷蒙德·w ·戈德史密斯(1969)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性”出发，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综合干预症”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因此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金融深化。第二次理论革命是指以罗纳德·I·麦金农(1993)、马克威尔·弗莱(1988)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及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次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一定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归结为“资本匮乏”，认为发展中国家若要实现经济发展，要么提高储蓄率，要么引进外资，加速资本形成。在著名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资本积累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提出“二元经济结构论”而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资本形成率。但是，这些学界权威的理论，一旦用于解释实践，似乎又显得有些力不从心。1973年，发展经济家麦金农和肖同时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仅在于资本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扭曲造成了资本利用效率低下，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1973年麦金农和肖同时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建立起了一套关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论。
麦金农和肖观点
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相互隔绝，是不完全的市场。当大量的中小企业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更新设备而需要资本时，由于无法进入金融市场融资，只能“自力更生”，依靠内源融资。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执行了错误的金融政策，人为地压低名义利率，或者由于高的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导致实际利率太低，甚至为负数。对储蓄者而言，由于低利率缺乏吸引力，居民不愿将剩余资金存入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出现了需求远远大干供给的情况，政府被迫以“配给”的方式提供信贷。在信贷配给制下，资金几乎是无偿使用，有时实际利率甚至为负。结果造成资金使用粗放，投资效益低下，产出水平低，国民收入扣除用于消费的部分后所剩不多，储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低利率又阻碍了新增收入向投资的转化。经济发展所需的新投资来源不足，储蓄和投资的缺口进一步拉大，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停滞不前。而糟糕的经济状况，反过来又使储蓄资源萎缩，形成资金紧缺，迫使政府当局对利率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麦金农和肖将这种人为压低利率，造成金融体系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现象，称之为“金融抑制”。
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进而提出了他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放松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使实际利率提高，以充分反映资金供求状况。这样，投资者就不得不考虑融资成本，充分权衡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从而使资金配置效率大为提高。而且，高利率鼓励人们储蓄，从而提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顺畅渠道。正如肖(1973)所说：“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实质是放松利率，使之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和刺激储蓄。”
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特别是麦金农和肖的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经济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并在整个80年代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的主要理论依据。金融深化论是与当时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相适应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金融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反映。但由于在这一金融深化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拉美金融自由化改革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而在理论上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主要从有效需求的观点对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过高的实际利率将抑制投资，从而抑制储蓄。投资的减少通过乘数作用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针对麦金农和肖理论中所存在的不足，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麦金农和肖本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这一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kapu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马西森(Mathiesan)、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弗莱(Fry)等。他们对金融深化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各自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和研究方法上，特别是将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其代表性理论模型主要有卡普——马西森模型、弗莱的开放经济金融发展模型和加尔比斯的两部门模型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金融自由化的必要性，丰富和发展了金融自由化思想，使得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实用性更加具体。
金融发展
金融自由化促进了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这是金融自由化的二重性。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大于风险，所以应当赞同金融自由化。在实践上，由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压力，金融自由化又是一个不得不走的过程。因此，必须推进金融自由化。而最优的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安排，将减低其脆弱的一面，增大其收益的一面，所以金融自由化又要讲究方式。这一切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