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 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
现代解释
流动性滞存主要包括：
⑴居民和企业的现金窖藏；
⑵银行的存差。
银行的存差部分可以变为国债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国债部分可通过政府支出花出去，用于实体经济部门，而在中央行存款的部分则只能滞存于银行系统内。至于企业和居民的现金窖藏，则明显是流动性滞存。
窖藏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当银行存差过大时，银行为减轻存款利息负担，会降低居民和企业在银行存款的利息率，进一步取消存款利息，甚至对存款收费。在银行不是通过贷款，而是直接通过存款来获益的情况下，就相当于存款者通过银行来窖藏现金，这与租用银行保险箱类似。这时，银行成了吸收资金的“黑洞”，真正的流动性陷阱就出现了。
表现形式
第一个表现，流动性陷阱的表现流动性陷阱在金融层面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金融市场的代表性利率不断下降，并且已经达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就货币市场而言，加权平均的拆借利率从今年1月份的2.06%下降到8月份的1.45%。如果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从中涤除，则实际的拆借利率只有0.46%，这同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货币市场的表现无甚差异。就债券市场而言，自去年6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快速上涨态势，这导致债券收益率处于极低的水平，期限稍短的国债收益率不仅低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甚至还低于银行间拆借利率。例如，在9月20日的银行间市场中，待偿期为1.236年的04国债11的收益率只有1.3261%，待偿期为1.816年的05国债07的收益率仅为1.7432%。可以预期，随着准备金利率的继续下调，金融市场的利率重心还将往下移。
第二个表现。流动性陷阱在金融层面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全部金融机构的存款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增长，这推动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上升。从去年9月份开始，全部存款的月度同比增速不断上升，从不到16%上升至今年8月份的18%强。从构成看，全部存款的快速增加主要归因于占比达到一半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化。去年9月份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不到15%，今年8月份已经超过了17%。由于存款是广义货币M2的主要构成，因此，同期M2也表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增长速度由去年9月份的不到14%上升到今年8月份的17%强。
流动性陷阱在实体经济中的表现是国内需求开始下滑。在中国GDP的支出构成中，投资和消费占比一直在95%以上，其中，投资需求占比、即资本形成率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而消费占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在1990至2000年的经济周期中，资本形成率自90年的35.2%一路上升到93年的43.5%，并在94和95年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此后即一路下降到2000年的36.4%。2001年，随着本轮经济周期的启动，资本形成率再次由不到39%上升到去年的近44%。今年，截至到8月份的投资累积同比增速依然达到27%强，但同去年上半年高达40%、甚至50%的增速相比，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进一步考虑石油价格和其他原材料、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实际投资增长率更是要低得多。
形成原因。流动性陷阱的形成原因直观地看，在中国金融体系呈现银行主导的态势下，流动性陷阱的产生无非在于银行的资金来源过于充裕，而资金运用则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可以看到，银行业的贷款占存款比重自1995年低于100%之后，逐年下降，今年8月份已经降到70%以下。也就是说，对于27万余亿元的存款而言，有8万亿元需要寻找出路。简言之，“钱”多得无处可用。
第一个原因；与强烈的升值预期相比，人民币资产与美元资产的收益率却相差不多，甚至高于后者。就短期流动性资产的收益而言，中国的银行间拆借利率只比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间低2%强；就中长期流动性资产的收益而言，中国的国债收益与美国的国债收益基本相同；就流动性较差的实体投资收益而言，中国的平均收益率至少维持在GDP增长率、即9%左右的水平，远高于美国。至于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由于非居民购买住宅不受任何限制，由于投资房地产业的外资企业能够享受到与其他国外直接投资同样的税收优惠待遇，不仅收益率非常高，流动性也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着眼于短期的热钱，还是着眼于中长期投资的境外资金，都自然会对人民币资产趋之若鹜，从而导致外汇占款的快速上升。由于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来源，在央行不完全对冲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必然随之增加。
第二个原因；“钱”多的第二个原因是居民总体的消费意愿下降、储蓄上升，而这同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日趋不合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结构的指标、即基尼系数看，中国在1994年就已经超过了分配结构不合理的警界线，并且，还呈现日趋恶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低收入群体虽然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高收入群体尽管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但收入增长却较快。这就导致总体的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在统计上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最明显之处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以至于农村居民总体的消费占比下降。可以看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虽然城市居民消费占比在上升，但后者的上升幅度难以抵偿前者的下降幅度。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同样体现于城镇家庭中，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数据显示，2003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困难户的10倍。从不同城镇家庭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困难户达到106%强，消费占比随收入增加逐次递减，直至最高收入户的不到67%。随着经济周期的下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还将面对工薪收入相对减少的局面。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使得整个经济的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实际上，城市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自2000年来就一直处于微弱下降的态势。
“钱”无处可用的主要原因除了起因于当前经济周期下滑的影响之外，主要就在于投、融资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就前者而言，从2004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看，绝大多数项目依然要核准，而所谓“核准”，其与行政“审批”只是语境上的一点差异。这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态度是:“你投资，他欢迎；你盈利，他收税；你犯法，他抓人；你破产，他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