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内生货币的概念，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表现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它不仅发生于货币供给的过程中，也发生于货币供给的过程之外。如，存贷差额决定货币发行，就是货币需求在货币供给机制之中的自我实现；而行政部门下达增加货币供给的指令，则是货币需求在货币供给机制之外的强制实现。当然，这与莫尔的金融创新对中央银行宏观控制能力的削弱有着本质的不同。温特劳布－卡尔多的政治和政策压力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也与我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我国的工资就不是谈判决定的。鉴于温特劳布－卡尔多大体反映77年以前的货币银行制度，而莫尔的理论则反映88年以前的情况，所以，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转轨则势必首先趋近于温特劳布－卡尔多的描绘，然后才进入莫尔的论述。因为，我国金融改革正在逐渐消除诸如，由存贷差额决定现金发行之类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各级经济组织再也不能以它们的货币收支直接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同时，我国的行政当局已经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而不轻易对货币当局施加政治和政策的压力；而且由于行政体制的不同,我国没有温特劳布－卡尔多所说的政治和政策压力；再加上，我国历来制止各级组织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故而难以形成莫尔所说的，私人金融创新的前提条件。所以，我国的货币供给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很快形成莫尔所说的那种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但是，我国仍然存在转轨经济特殊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如为稳定而增加货币供给。同时,我国对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培育，也难免产生于反管制的金融创新，特别是我国参加WTO组织以后，莫尔所说的内生货币供给迟早会在我国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既正确判断和分析转轨经济中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并采取各种措施将其控制降低至最低限度;也要充分认识货币供给内生趋势的不可避免，及其对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的削弱，并尽早开始防范对策的思考。同时，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还告诉我们，要将货币供给量的控制和调节转移到利率的控制和调节上来，也就是先双管齐下，逐渐转移到以利率控制为主，货币供给量调节为辅上来。